# 核心判断

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偏强,市场容易把它理解成中国经济全面走强或央行主动推动升值。这个解释过于单一。当前汇率变化由五股力量叠加:巨额货物贸易顺差持续创造美元供给,出口企业结汇意愿随汇率预期变化而上升;美国财政与长债问题削弱美元资产的单边吸引力;中国货币政策没有继续大幅降息,中美利差边际压力较此前缓和;境内资产估值处在较低区间,部分资金回流与人民币多头交易形成反馈;监管层允许汇率释放一定弹性,同时又在升值过快时进行平滑。

因此,人民币近期升值具有较强的基本面现金流支撑,但并不存在可以无条件外推的单边升值逻辑。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3794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5263亿美元;同期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达到3832亿美元。经常项目持续“赚美元”,资本项目仍在“花美元”,两者对冲后,人民币的方向仍取决于美元周期、国内增长预期和居民企业资产配置。

一、第一驱动力:贸易顺差已经大到足以改变外汇市场供求

2026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达到5263亿美元,二季度单季货物顺差2789亿美元。7月国际收支口径下,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继续达到912亿美元。这个规模意味着即使部分出口收入留在海外、企业延迟结汇,实体贸易仍在持续产生庞大的外汇净流入来源。

过去人民币偏弱阶段,出口企业往往倾向持有美元,等待更高的美元兑人民币价格,再择机结汇。当人民币进入升值区间后,企业行为会反向变化:担心未来美元兑换人民币所得减少,出口商会加快结汇。这样就出现典型的顺周期反馈——人民币上涨带动结汇增加,结汇增加又强化人民币需求。

这一机制解释了为什么汇率有时在国内宏观数据并不强的时候仍然升值。汇率首先是外汇市场供求价格,GDP、地产和消费只是影响供求的变量之一。只要贸易顺差形成的美元供给足够大,人民币就可能与部分偏弱的国内需求指标并存。

二、第二驱动力:美元自身的信用溢价开始波动

2026年8月,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和财政可持续性成为全球市场的重要扰动。美国财政部扩大长债回购规模后,市场一度出现“美元稀释”交易,美元指数回落;8月25日前后美元指数跌至98.92附近。虽然美联储主席Warsh在8月28日的偏鹰表态又推动美元反弹,但市场对美国财政赤字、长债供给和政策干预的担忧没有消失。

人民币兑美元是一个相对价格。人民币升值可以来自中国因素,也可以来自美元走弱。2026年以来的升值中,后者贡献不可忽略。只要美元资产不再同时具备高增长、高利率和强信用三重优势,亚洲货币都可能获得阶段性重估,人民币也会受益。8月初路透亚洲外汇调查显示,投资者对人民币的多头仓位升至六周高位,说明这一交易并非仅由境内资金推动。

但美元并未进入单方向下跌。8月28日Warsh暗示若通胀不能回落,美联储仍可能加息,美元当天出现近两个半月最大单日涨幅。人民币升值逻辑因此带有明显的美元周期依赖。

三、第三驱动力:中国货币政策没有继续主动压低人民币利率锚

2026年8月,1年期LPR维持3.00%,5年期LPR维持3.50%,已连续15个月不变。国内需求偏弱背景下,市场原本存在进一步降息预期,但银行净息差压力和人民币汇率约束使货币政策更加克制。

利率并非决定人民币方向的唯一变量,但会影响持有人民币资产相对美元资产的机会成本。如果中国持续降息、美国维持高利率,中美利差扩大通常会刺激居民企业增加美元资产配置。当前中国没有继续大幅下调政策利率,相当于减少了新的汇率下行压力。

同时,人民币偏强也给国内政策增加了一些操作空间。如果后续内需继续弱,央行在降准、结构性工具、流动性投放方面的约束会小于人民币处在快速贬值期的情形。这里需要区分:汇率升值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必须收紧,反过来可能为内部宽松创造缓冲。

四、第四驱动力:出口结构改善提高了顺差的韧性

2026年7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23.9%,其中半导体出口接近翻倍,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40.7%。这意味着顺差来源正在从传统低附加值商品向部分电子、AI基础设施相关产品延伸。

这对人民币的意义在于,顺差对单一低价竞争的依赖有所下降。若出口来自拥有技术含量、供应链完整度和交付能力优势的产业,企业承受一定汇率升值的能力会高于纺织、家具、玩具等低毛利行业。

不过出口高增也包含抢出口、关税前置和海外AI资本开支周期等因素。传统出口行业已有明显分化,陶瓷、玩具等品类表现偏弱。人民币继续升值会进一步挤压这些行业的美元收入换算与毛利率。

五、第五驱动力:政策层接受双向波动,但不欢迎失控升值

8月25日前后人民币一度接近2023年以来高位,路透报道中国央行正在尝试减缓升值速度,以降低出口部门压力。这一点很重要:政策目标并不是把人民币推到某个更高点位,而是维持汇率弹性并防止单边预期形成。

中国拥有庞大出口制造体系,过快升值会影响就业、出口利润和民营制造业现金流;但长期压低汇率又会增加贸易摩擦和资本外流预期。因此更符合政策利益的状态,是人民币围绕基本面双向波动,必要时通过中间价、流动性管理、窗口指导等方式降低波动速度。

六、为什么“人民币一直升值”这个观察需要修正

人民币目前是阶段性强势,不是没有逆转条件的长期趋势。最直接的反证来自国际收支结构:2026年上半年经常账户顺差3794亿美元,但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3832亿美元。中国通过贸易获得大量外汇,同时居民、企业和机构仍有较强的海外资产配置需求。

只要资本外流需求继续存在,贸易顺差就不会百分之百转化为人民币升值。决定未来弹性的三个变量是:出口商结汇比例、居民企业购汇意愿、外资是否持续增加人民币资产。

另外,若美国通胀重新上行并推动美联储加息,美元可能再次走强;若中国地产、信用和消费预期恶化,境内资金的美元配置需求也会反弹。当前汇率强势可以延续一段时间,但它依赖若干宏观条件同时成立。

七、对A股和港股的影响:受益和受损方向差异很大

1. 航空、造纸、进口原料型企业受益最直接

航空公司具有美元负债、美元租赁成本和进口航空燃油成本,人民币升值通常改善汇兑损益并降低部分成本。造纸、化工、铜加工、部分消费制造企业若原材料以美元计价,也会获得采购成本下降。

这一逻辑需要审查企业的套期保值比例。若公司提前锁定美元成本,短期财务收益会被削弱;若企业同时拥有大量美元收入,则自然对冲也会降低净受益。

2. 低毛利出口链承压,高附加值出口链分化

纺织、家具、玩具、小家电代工等企业通常以美元结算、人民币发生成本。人民币升值会直接压低折算收入,并通过客户议价把压力传导至毛利率。

高技术出口企业的情况复杂。半导体设备、电子零部件、AI产业链若拥有产品升级和议价权,可以通过提价、产品结构改善消化部分汇率压力;缺乏议价能力的代工环节仍会受损。研究出口公司时,人民币升值周期下应优先看“美元收入占比—海外成本占比—套保比例—毛利率—客户议价能力”五个指标。

3. 外资偏好的核心资产估值可能获得支撑

对于海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收益包含资产涨跌和汇率变化。人民币升值降低了外资持有A股的汇兑损失风险,消费龙头、金融龙头、高股息和高ROE资产的风险溢价可能受到一定支撑。

但汇率本身不足以吸引长期资金。如果企业盈利继续下修,人民币升值只能改善外资的货币端回报,无法替代盈利增长。汇率与盈利同时改善时,外资回流的持续性才会明显增强。

4. 港股的受益路径主要来自南向资金和人民币购买力

港元与美元联系汇率使港股天然带有美元资产属性。当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时,内地投资者购买港股的人民币成本下降,南向资金的汇率阻力减弱。对香港本地零售、珠宝、餐饮、酒店等行业,人民币购买力提高也有利于内地游客消费。

同时,很多港股公司收入来自内地、报表以港元计价。人民币升值会提高人民币收入折算成港元后的报表金额,对部分互联网、物业、消费和内地业务占比较高的港股公司形成轻微财务顺风。

5. 黄金股和资源股未必同步受益

人民币升值通常意味着人民币计价黄金价格相对美元金价受到压制。若美元走弱推动国际金价上涨,两股力量会同时存在。黄金股利润最终还取决于美元金价、人民币汇率、产量和成本,不能只看汇率。

铜、油、铁矿石等进口资源价格也类似。人民币升值降低人民币采购成本,但资源企业自身若以美元定价销售,收入端同样会受到折算影响。

八、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消费端利好,制造业端出现再分配

人民币升值首先降低进口商品和海外服务的人民币价格。能源、芯片、设备、奢侈品、海外旅游和留学支出都会受益,进口型通胀压力下降,居民海外购买力提高。

制造业内部则会发生利润再分配。依赖进口原材料、主要服务国内市场的企业受益;依赖出口、国内发生成本的企业承压。人民币每升值1%,对不同公司的利润影响可能方向相反,所以汇率研究最终必须落到资产负债表和收入成本币种结构。

还有一个容易忽视的影响是企业套保行为。升值趋势形成后,出口企业往往增加远期结汇,进口企业可能减少提前购汇。大量企业同时调整头寸,会强化即期市场人民币需求,使汇率短期出现超调。

九、最值得跟踪的反转信号

人民币强势能否延续,重点看四组数据。第一,美元指数和美国长债收益率,如果美国重新进入“高通胀+加息”组合,人民币外部环境会明显恶化。第二,银行代客结售汇和企业外汇存款,如果出口企业集中结汇结束,供给端推动会减弱。第三,国际收支资本金融账户,如果资本流出持续扩大,经常账户顺差对汇率的支撑会被抵消。第四,央行中间价与市场价偏离,如果政策开始持续释放抑制升值的信号,说明汇率已接近政策不希望快速突破的区间。

从股票研究角度,人民币升值不是一个可以笼统追逐的主题。更有效的筛选方式,是寻找美元负债高、进口成本高、人民币收入占比高,同时又没有大量美元收入自然对冲的公司;反面则是美元收入高、人民币成本高、毛利率低、套保不足的出口企业。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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